任邦柱先生，男，字佩琨。1889年出生于湖南省今泪罗市弼时镇，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任弼时的堂伯父，曾配合党的地下组织成功地营救过他的这位侄儿。他自幼聪颖过人，启蒙于乡办序贤族校，  “恒以启迪民智，改良社会为职志”①，有“教育救国”思想。他好读书，“彻夜深而不寐，遍读家中藏书，乃辗转借之于亲朋戚友，恐逾借期失信于人，以故攻之愈勤。乡人咸相语日：“此乃满爹(乡人对其父之尊称)之千里驹也”②。1901年入长沙师范学堂，1911年毕  业于前清湖南高等学堂(今湖南大学前身)理科。曾任大麓中学教务主任。1913年2月，应聘担任民主革命先驱禹之谟于1905年创办的 湖南私立广益中学(今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前身)专任数学教师，同时先后在湖南大学预科班及湖南商业专科学校、农业专科学校、长沙市一中等校兼教数学。由于他精通数学，尤长“三角”，教学有方，一丝不苟，教学成绩显著，又视学生如子弟，严慈相济，诲人不倦，故备受校方和学生欢迎，一时名噪长沙教育界，享有“任三角”之美誉。        任邦柱先生到广益中学任教不出数年就被推为该校董事会董事。1927年“马日事变”后，长沙市城内的中学除明德、周南两校外，其他均遭封闭。1928年初，反动当局迫于社会各界舆论之压力，不得不允许各校陆续复课。经广益中学校董事会反复酝酿，以“校运维艰，非君莫图”，一致推选任先生出任校长，主持复课。他为了继承先烈遗志，为国育才，不惜辞去其他各校优厚待遇之聘约，“遂慨然以维持本校为己任”③，一心扑在广益中学的重建上。
    当时，广益的校址在长沙市北门外熙宁街，曾驻军九个月，所存几间校舍已不蔽风雨，教具和其他设施几乎荡然无存。任校长发扬广益艰苦办学传统，千方百计通过校友及社会热心教育人士的捐助和向银行贷款，修复校舍，添置校(教)具，四处奔走，选聘教师。经过一年的苦心经营，学校稍具规模。1928年秋，招收乡村师范班一班(仅此一班)。到次年上期，初中部有5个班、小学部(1916年办，后称附小)有6个班，学生由原来的120多人发展到518人，教职员47人，复课初见成效。
    由于社会动荡，1929年又遭两次火灾，校舍烧毁近半，校(教)具损失惨重。任校长矢志不移，苦心孤诣，历尽艰辛，依靠自力更生添建了一栋两层的楼房，上层为大礼堂兼作室内篮、排球场，下层为四间教室；又添建了一栋能容纳500人就餐的食堂。为了扩充运动场地，在学校附近购得一块土地，修建了一条200多公尺的跑道，建了一个足球场和几个篮、排、网球场。同时，发动师生尽量利用校内空坪隙地和庭院，种植花木，陈设盆景，致使校园绿树成荫，花香扑鼻，环境之优美，在当时长沙市的各中学中颇为少见。1930年秋，招收高中普通科第一班，连初中、小学在内共计13个班、学生600人。不到几年，他就把一所气息奄奄的旧制中学建设成为了一所朝气蓬勃的完全中学。
    任校长深知要办好一所中学，特别是象广益这样缺乏政治背景的私立中学，非有一支稳定的、水平较高的教师队伍不可。于是他慎选良师，尊师重道0据当时的英文教师陈克劲、体育教师闫家笃回忆：  “任校长最大的特点是善于选择教师，又善于团结教师。他对待教师很尊敬，常常迎进送出，赤诚相待。”又说过，“良师者，生之师表也，余之益友也，焉得不敬”。因此，当时省会一些著名的教师如魏先朴、彭爵、黎赞唐、喻子贤、文士员、沈望三、郭德垂、黄培心、郑际旦、李百葵、喻盈科、张煦秋、杨笔钧、左复等，均为他的精神所感动，放弃其他学校的优厚待遇而纷纷应聘来广益中学任教。
    在名师的谆谆教育下，广益学生刻苦学习蔚然成风，教学质量显著提高。据任校长予1935年撰写的《广益校史纪略》中说：“第三届会考(注：指1933年湖南省第三届毕业会考)，全省高、初中冠军皆为本校学生所获(注：分别为高一班彭肇藩和初十八班文海云)；第五届会考高中亚军蒋季青为本校高二班学生，获得大陆银行储蓄奖金800元；第六届会考高三班学生胡骐、张前逮成绩优良，经省教育厅保送湖南盐务稽核处服务。高中第一班毕业于民国二十二年(即1933年)秋季，11人报考湖大，录取10人，胡校长春藻(注：即胡庶华)极为称赞；同时4人报考武大，亦取3名。高中第二班毕业生二十三年(即1934．年)秋季升学，考中央政校录取4人，经外省报纸披露，占全国各高中取录最高百分率”④。从此，  “要学习，进广益”的谚语在社会上广为流传。
    广益中学的学生不仅文化成绩好，参加省、市各种体育竞赛的成绩也总是名列前茅。尤其是篮球队拥有丁子骥(当时公认的长沙市“球王”)等一批健将，先后两次夺得全省冠军，名震三湘。其他如文化、艺术社团活动，无不开展得有声有色。学校组织了舞雩、黄林文艺社，敬业学术研究社，欣欣口琴社等；学生自治会成立了校刊社，举办《广益半月刊》(后改为《广益旬刊》)；或自编出版刊物，或自编自演文艺节目，丰富多彩，深受师生好评。1935年5月t。湖南省无线广播台播送了广益学生的8个音乐节目，  “效果极好，尤以《Red Rose》、《连环套》和《抗敌歌》为最。”这些体育、文化、艺术活动的广泛开展，大大有益于学生个性的发展。
    任校长注重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认为“此乃做人之根本”。他经常在周会上以词，揭露日寇侵华野心，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政策，要求学生学好杀敌本领，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使在座学生受到了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还组织学生自编自演活报剧《爱国血》和上街宣传抵制日货等。他对学生要求严格，纪律严明；又像慈母一样关心爱护学生，每夜亲自查寝室，为学生盖被、驱蚊(扎好蚊帐)，学生患病，亲送汤药。甚至连一些做父母的都难于启凿的话也不厌其烦地向学生嘱咐。老校友何吉荪回忆说：“在每学期放寒、暑假以前，学校总要开一次大会，由任校长作临别赠言。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除就学习、生活作一般布置交代外，总有句老句要反复嘱咐。即‘行房百里者病，百里行房者死’，当时我是初中生听不懂，后来才知道这句话是对高中部那些年龄偏大、已经结婚的外县同学说的，真可谓关怀备至，爱生如子”。
    任校长不幸患食道癌于1936年12月去世，他主持学校工作的九年，是广益中学的鼎盛时期。1933年4月23日，省教育厅颁布视察省一垣各公私立学校的报告，指出广益中学“办理认真，成绩卓著”，通令嘉奖。1935：午校庆时，省政府以广益中学“办学有方”，发给奖金一万元。其毕业生遍及全国各地，北平、上海、南京、武汉等地都成立了广益中学校友会，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有用人才。     任邦柱先生终身从事教育工作，是一位中学教育界的实于家，其事迹收人了《长沙教育志》(1840—1990)的“人物传略”，为所列150年间77位教育名人之一。他治校有方，归纳起来为艰苦奋斗、慎选良师、从严治校、注重学生全面发展。这也是他继承和发扬了广益中学自创办以来的优良传统。
    一、艰苦奋斗。他出任广益中学校长时，先后因兵灾、火灾，校舍破坏严重，教学设备所剩无几，他面对困难，坚韧不拔，勉励同仁说：  “积土可以成山，积腋可以成裘，深望同仁诸君，同心同德，一致向前，为振兴广益而团结奋斗”。毅然拒绝当时省政府主席何键以出任广益中学董事长为条件的10万元银洋捐赠，认为不能让他利用贪赃枉法攫取的民膏民脂来玷污革命先烈创办的这所学校。他一方面向社会和校友募捐(包括义演、义卖等)，向银行借贷；另方面发动师生自力更生，精打细算，艰苦建校。经过几年的努力，广益中学的校舍规模和教学环境，成为了当时长沙市各中学中所少有的。
    二、慎选良师。他千方百计选聘好教师，如当他得知杨炎和是北大数学系的高材生时，便在杨毕业前与他约定毕业后聘来广益任教，并事先在学生中宣传他。后来杨老师果终成了教师中的骨干之一，还被推选为学校董事会的董事。他选聘的教师，资历都比较高，据保存的名册记载，1928至1936年先后新聘的44名教师中，北大、清华等大学毕业的18人，上海体专、上海美专毕业的7人，湖南、武昌高等师范毕业的9人，加上前清举人、贡生共计36人，占82％。这样的教师队伍，也是当时长沙市各中学所少有的。
    三、从严治校。任校长对学校管理严格，无论是上课、早晚自习、就寝、用餐、早操、课余锻炼，乃至学生的仪表、着装、礼节等都有明确的规定，违者要受到纪律处分。考试舞弊者，除试卷记0分外，区别不同情况记大过、退学或开除学籍。操行成绩不及格者不准毕业。门卫制度很严，校门有两进，前门为传达室，有工人守门；二门要经过校办公室，由校长或值日教师坐镇，学生不到下午课后不能出校门。当然，也很注意奖励优秀学生，如初中毕业生每个班的前三名可免试升高中，每学期各班的前三名可免学费；各种竞赛也发奖品、奖状等。对教师的要求也很严格，在聘约上均有详细规定。因此，广益中学的校风很好，教学秩序井然。
    四、注重学生全面发展。他重视文化科学知识的传授，不仅按规定开设必修课，还设选修课，数理化用中英文两种课本；不仅开设英语，还开日语、德语。他重视思想品德教育，既有革命传统教育，又有爱国主义教育；1929年制定了“公勤仁勇”的校训；还勉励学生“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好学近智，知耻近勇，力行近仁”；甚至在遗嘱中叮嘱学生“务宜勤学守规，造出优良之人才，以为国用”。他既重视体育，又广泛开展课外活动。总之，注重培养学生全面发展。        任校长严于律己，以身作则。他以“育天下英才为至乐”，克己奉公，每月只支工薪40元，是当时长沙市中学校长中最低的。并说：“我不拿高薪办广益，这就是我的事业”。他安贫乐道，不谋私利，一件布棉袄穿十年，虽补丁加补丁也不肯更新。并常日：“笑烂不笑补”。他的“夫人朱佩卿出身贫寒，以童养媳嫁先生，甘苦与共，数十年如一日，生四女二子，一家八口生活维持不易，有时竟断炊。但任校长不向学校左借分文，也不肯接受学校的补贴。”‘骥长女回忆说：“每天吃萝卜、白菜、豆腐，顶多有点小鱼虾，只有家里人过生日才吃点肉。”他全家挤住在学校一套旧房内，任校长命名日“康庄”，“取虽贫犹健，居窄心康之意也。”⑥“康庄”前门临街，后门通校，常将后门上锁，不让家属子女出入学校，以避嫌疑。他以校为家，每天早晨6时起床即到校办公室，至晚上10时俟全体学生就寝、职员出室才回家。他主持全校工作，又长期兼教“三角”，任务十分繁重。特别是由于当时的政府长期嫉视富有革命传统的广益中学，津贴远远少于明德、周南等校；而广益收取的学费又低于他们；同时“从民国十八年(即1929年)以来，有班次而政府无补助者，截至现在(注：指1935年)欠领津贴达二万一千余元。故经费至为支绌，……积欠达四万有奇”。⑦是故任校长操心过度，积劳成疾。1936年10月11日送湘雅医院治疗，诊断为食道癌晚期，27日动手术，同学们自动为他输血，师生员工和亲友积极捐赠医药费。1 1月28日，任校长出院，移养私寓，每隔一日仍令工友用滕椅抬至他的办公室坐视半小时，并计划学校行政事宜。直到临终前几天，还要家属用睡椅抬着巡视学校。一周，对侍随的师生说：  “我病已不治，再不能来校工作了，望全体师生念先烈创校之艰难，励精图治，使学校发扬光大。”语重心长，感人肺腑。12月10日，他立下遗嘱，除丧葬务宜简单、感谢众人对他治病的关心等以外，还寄厚望于学生。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次日凌晨4时溘然长逝，年仅48岁。全校停课一天，在大礼堂举行了追悼会，师生们悲痛不已。“湖南教育界殒落一颗巨星”，各地唁电如雪片飞来，广大同仁为失去一位忠诚的教育家而惋惜!
    任校长于12月26日出葬， “执绋者千数百人，途为之塞”。老校友赵旺初回忆说：“出殡队伍很长，头排有一大横幅，白布黑字写着‘精神不死’。这天正好是‘西安事变’放回蒋介石的第二天，那时长沙的街道窄，出殡队伍占了半边街，街上看热闹的还未看到后面的棺材，就以为我们是庆祝‘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游行队伍。有的市民相互发问道：“不是放回南京没有死吗?怎么打‘精神不死’的横幅呢?‘我走在队伍的前几排，听到了这样的对话。”可见影响之大。
纵观任邦柱先生的一生，终身从事教育事业，教学有方，爱生如子。他担任广益中学校长的九年，是公认的该校鼎盛时期；其艰苦奋斗、慎选良师、从严治校和注重学生全面发展的办学经验，一直为如今享誉国内外的、原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母校——湖南师大附中的继承和发扬，对今后其他治校者也有启迪意义。他为人严于律已，廉洁奉公，一生劳累，两袖清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风范，更值得世人学习和敬仰。任邦柱校长离开我们虽已71年，但其精神仍然不死。
附注：①③④⑦见任邦柱1935年所撰《广益校史纪略》
          ②⑤⑥见任邦柱之子任培根所撰《任邦柱先生传略》
 
(转载湖南省文史研究室2008年第1期《文史拾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