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湖南师大附中明年将迎来110周年校庆。学校的前身广益中学（始称惟一学堂），是民主革命先驱禹之谟于1905年创办的。20世纪初，他办工厂、兴学校、从事革命斗争，并把这三者紧密结合起来进行，最终为革命而壮烈牺牲，值得我们永远怀念和敬仰！
      禹之谟，字稽亭，1866年7月18日生于湖南省湘乡县青树坪（今属双峰县）一个破落的小商家庭，祖父经商。6岁入私塾，学书习剑，喜爱算术。15岁去宝庆（今邵阳市）一家布店当学徒；因看不惯店主尔虞我诈的行为，不久返家，博览群书，尤爱王船山著作，对科举之学则不屑一顾。20岁投身军营，历任文书、军需等职。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他在两江总督刘坤一军中任派运军械委员，因“随办转运，在事出力”，奏叙五品翎顶，候选县主簿。他以“外侮频仍，清延腐败，无以展其志”而辞官赴上海研习矿学，考察长江下游矿产资源，想兴办矿业，遇阻力而止。1898年回湘，时值维新变法运动高潮，他与谭嗣同、唐才常等均有接触。维新失败后，他深感“倚赖异族政府改行新法，等于与虎谋皮”，逐萌发革命之心，参与唐才常自立军活动。1900年自立军在汉口起义，他负责运输枪械弹药。起义失败，他恨事业不成，东渡日本攻习纺织和应用化学，并广交留学日本的革命志士。1902年学成归国。1903年起即与黄兴“畅谈，间作密语”；次年华兴会成立，他是其最早成员之一；1905年8月，同盟会在日本成立后，他受黄兴函托与陈家鼎在湖南筹建分会；1906年4月，他由易本羲主盟加入同盟会；随后，同盟会湖南分会成立，他被推为首任会长。与此同时，他又被推举为湖南商会会董、湖南学生自治会干事长，被公认为“湖南学界、工界、商界之总代表。”在1905至1906年间，他利用这些合法身份，在反对英人要索、抵制美货、电阻割闽换辽及争取粤汉铁路改归商办等斗争中，均为积极活动家和中坚人物。特别是与宁调元、陈家鼎等同盟会员发动省会长沙万余学生公葬烈士陈天华、姚宏业于岳麓山，矛头直指清廷，大张民族正气，影响极大。后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中称赞此举为“惊天动地可纪的一桩事”！
    禹之谟的一系列政治活动，“不容于虏”；加上以王守谦为首的守旧势力的敌视和痛惩长善学务总监督俞诰庆宿娼的丑行所引发之嫉恨等；1906年8月10日被清廷借口“湘乡盐案”，以率众“哄堂塞署”罪逮捕入狱。在狱中，他受尽酷刑，遍体鳞伤，惨不忍睹，但宁死不屈。1907年1月3日立下《遗在世同胞书》，正告同胞日：“身虽禁于囹圄，而志自若，躯壳死耳，我志长存。同胞，同胞！其善为死所，宁可牛马其身而死，甚毋奴隶其心而生！”2月6日凌晨被绞杀于靖州西门外，时年41岁。他临死前高呼：“禹之谟为救中国而死，为四万万同胞而死！”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南京留守黄兴呈请临时大总统孙文追赠他为陆军左将军，恤其遗族。同年10月，他的遗骨从家乡运至长沙，11月15日省会各界举行盛大追悼会，黄兴执绋前导，公葬于岳麓山。“烈士禹之谟墓”于1956年由湖南省人民政府宣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0年辛亥革命百周年之际，与黄兴、蔡锷等25处辛亥将士的墓一道，由人民政府修缮一新。
      在禹之谟短暂而光辉的革命生涯中，兴办工厂、“实业救国”，占了很重要的地位，甚至他被囚禁在靖州狱中仍念念不忘其工厂的盛衰。1902年他从日本留学回国即投身于振兴实业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回国时随带铁木混合机构件4台，先在安庆组装，成立“阜湘织布局（厂）”，暗中鼓吹革命。阜者，盛、多也，厂名“阜湘”意在使湖南物阜民丰，即发展湖南经济，也说明他在安徽办厂属过渡性质。1903年，禹之谟回湖南，在湘潭租江西会馆为厂址，设立“湘利黔织布局（厂）”，“黔”即“黔首”，古指平民百姓，取有利于湖南人民大众之意。他亲自设计制成织毛巾的机器，招收艺徒10来人，织成的毛巾经过漂白、印花、熨烫和包装，同进口货无多大差别，且价格便宜，受人欢迎，往往供不应求。但他觉得湘潭为纯粹商业地区，不利于开展革命活动，便于1904年迁厂至长沙，并附设工艺传习所，招收青少年学生，教以简化的应用化学及手工艺。厂址先设小吴门附近，后迁北正街圣公会侧的一民房。其时，又得到了湖南巡抚赵尔巽拨借官银千两的资助，便扩大规模，工人、艺徒发展到五、六十人。到了1905年，“湘利黔”年产各色花布8万米、毛巾2500打，还有提花被面及新式家具等，均物美价廉，畅销四方。禹之谟和工人、艺徒“同寝食、同起坐、同工作、同商量、同谈笑，恍若一家父子兄弟之亲密，毫无劳资长属的区别。”“每月收支公开，量入为出，他和职工支取同样的薪资，绝无私自多取。对生徒除供给衣食外，酌予津贴，家贫者多给，由大家共同商定。”这些可算是民主管理的尝试。“他的这种自奉节约、待人忠厚的品行，为全体职工、生徒所翕然心服，莫不把爱护厂内财产和发展厂的业务当作每个人应有的责任。”他还利用业余时间组织学习，亲自讲课，传授技术，提高职工素质。因而他的工厂日益兴旺。
    禹之谟兴办工厂的目的，在于实现其“实业救国”的理想。曾说，他办工厂“非仅关乎一家，即社会上实业发达系之；吾家负有先觉之责，若因循不进，或一蹶不振，其负罪于社会也深矣”。即不仅仅着眼本厂的利益，还要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为人民大众谋福利，他的两次厂名均寓此意。他以社会利益为重，向别人传授经营经验，如其好友黄钺在宁乡创办了织布厂，希望与他合作，因有眷属和女工，有所不便；但表示“我厂所经历之事，无不尽情告之也”，答应毫无保留地介绍经营经验。又曾热情接待常德来省城参观学习其工厂的同行。特别是向各地输送工艺传习所培养的艺徒和自己工厂的熟练工人帮助别人开办织布厂。当时，衡山、常德、宁乡、湘乡各地纷纷开办机织厂，都得力于他精心培训的技工的协助。上海《时报》报道称：“湘省织布机坊，一时开设不少”，至1907年，全省纺织工业发展到50余家。他吸收少量家庭妇女参加工厂的生产劳动，在一份《湘利黔主要职工情况一览表》的17名职工中，除了他的继母、妻子、弟媳之外，就有招自湘乡和宁乡的两个女工。同时，他计划“俟年终工厂彻底稽核盈绌如何，倘敷衍得来，明年（应指1907年）可专立一女工厂”。他主张“男女皆生利之人，非分利之人”，认为妇女参加生产劳动“不仅为社会增幸福”，也是“安家之长策”。实乃妇女解放之思想，其意义深远！凡此种种，无不体现了他的“实业救国”的理想。
    他又在其厂内辟阅览室，备有“多种有关宣传反清革命的书报，那时，最新出版的革命刊物，都可以在那里先看到，并且每种备有很多份”，供来厂和他联系的青年学生阅读，广泛宣传革命思想。“为了便于联系和掩护，他还把同盟会湖南分会的机关设在厂内。”这些都说明他把办工厂与革命活动结合起来。
    禹之谟十分热衷于办工厂，在狱中对其诸伯母、诸堂弟的7封家书中有4封谈及了工厂。如“明年可专办女工厂，求继母大人主持内务”；告诫家人、劝勉职工同心协力，力求上进，不辜负社会的期望；告诉其堂弟不宜与宁乡黄钺合作办厂，但愿传授办厂经验，等等，始终关注他的织布厂。遗憾的是在他就义后，“湘利黔”于1907年出售给朱华堂及堂弟禹泽亭经营，改名“湘利乾”，迁至贡院东街左边，禹的家属也迁出厂外；大约到1921年又出售给陈松藤和陈鹤跹，厂名改为“湘利元”，因经营不善，到1924年停业。
    他办的织布厂虽自己只经营了短短的五、六年，但他创办织布厂比民国元年筹办的湖南第一纺织厂早10年，而且推动了省内不少织布厂的设立，史载“湖南之有机织自君（禹之谟）始”。因此，他不愧为湖南近代纺织业的开拓者。
      同样，兴学育才、“教育救国”也占了禹之谟短暂而光辉的革命生涯的很重要一部分；甚至当年清廷将他逮捕入狱，也是以他亲自参加湘乡学生提取盐税附加作为办学经费（“湘乡盐案”）到县署申辩（“哄堂塞署”）为借口的。在“20世纪初，国内废科举、兴学校”的历史条件下，1905年初，禹之谟回到家乡动员青年50余人赴省城求学，“首捐百金”与湘乡旅省进步人士借湘乡试馆创办驻省湘乡中学堂和师范学堂。驻省湘乡中学堂开设师范、中学、小学三个班，他主张学生不以湘乡籍为限，广收天下有志青年，把他们造就成才。因此。湘潭的毛泽东得以于1911年就读于此，而且他后来赞扬这所学堂是“了不起的学校”。民国时期，这所学校改为湘乡县立中学，今为湘乡市一中。其时，他还发动和帮助其他州、县的旅省进步人士仿照湘乡模式，陆续办起了驻省邵阳中学堂、衡阳中学堂、永州中学堂等。“是时各学校赖君成立者甚多”，“盖湘省所以有今日之开通者，率君之力也”。可见禹之谟为“教育救国”所作的贡献！
    禹之谟“兴学育才”所付出的精力，莫过于创办“惟一学堂”。1905年长沙经正学堂甲班学生陈朗超、张光棠、刘常治、朱道周、盛浚、盛懋、岳翰等十余人，因不满主持校务者的措施，愤而退学。教职员黎尚雯、石广权、华子模、王栎安诸先生都怜惜其志向，爱慕其德才，不忍心让他们失学，便自动随这些学生在校外义务授课。禹之谟原与黎、石等友善，又以这些爱好自由而不愿受压迫的学生深堪造就，即与师徒结合，借湘乡试馆组织一个学堂，命名“惟一”。此即惟一学堂之创立，时为当年4月12日。惟一学堂由禹主办，黎、石、华、王，还有邹代藩、陈安良等先生努力经营，以培养革命人才，推翻清朝统治，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保种存国”为宗旨。禹之谟和一些同盟会员在这里宣传革命思想，策划革命工作，惟一学堂也因此引人注目，其他学堂的有志青年慕名而来就读的日益增多。王光甲、唐无我、禹夷苍、唐璜、彭遂良、彭昭、刘盛、肖鹏、蒋育寰、李范吾、舒亮等即是。原有的校舍不够用，便另租水风井小桃园巷内一栋民房作为校舍，禹自任学堂负责人（监督），黎尚雯主持教务。此时，教员增加了罗介夫、曾伯欣等，也都是同盟会员。学堂按照清廷1903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的规定，开设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算学、历史、地理、博物、图画、体操等课程。禹之谟经常教育学生不可读死书以猎取功名富贵，要有为革命献身的精神；强调要“人各自主”、“脱离奴籍”，从被统治、被奴役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培养自治能力和民主作风。因此，当时人们评价惟一学堂“其学生皆有自尊独立之风，校风为全省各校之冠。”这里的学生不只局限于听教师讲课，还要进行课外阅读和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校内暗设了一个阅览室，备有《孙逸仙》、《新湖南》、《警世钟》等宣传革命的书刊供学生阅读。1906年5月公葬陈、姚于岳麓山时，“惟一”的学生身着素服，手举白旗，走在送葬队伍的前列，先行队的队长即为彭遂良。学生在这次活动中受到了深刻的受国主义教育。
    惟一学堂为革命培养的人才中，彭遂良和彭昭兄弟是突出代表。彭遂良（1879—1911）、彭昭（1884—1911）湖南宜章人，出生于当地望族家庭。1905年入惟一学堂，次年加入同盟会，因参加公葬陈、姚二烈士的活动，在禹之谟被捕入狱、惟一学堂遭查封后，被当局开除学籍回乡。1907年其叔父彭邦栋担任湘南革命实行团主任时，他们组建联络机关、训练革命军队。1911年武昌、长沙相继起义，彭遂良与彭昭协助彭邦栋在宜章响应，兄弟俩率兵攻入县城，不幸遭县公署伏兵出击，同时殉难。宜章光复后，1912年经黄兴呈请南京临时大总统孙文褒赠彭遂良为陆军上校、彭昭为陆军中校。次年湖南省政府将二烈士合葬于岳麓山。辛亥革命百周年之际，其基由人民政府为之修缮。
禹之谟被清廷逮捕入狱后，惟一学堂被视为革命机关而遭封闭。同盟会员黎尚雯、罗介夫、曾伯欣、陈安良、禹贡、廖钧焘、廖伯昆等，一面尽力营救禹之谟，一面不负同志嘱托，在潮宗街继续办学，推举张少荃为名誉监督，黎尚雯为监督，更校名为“广益英算专修科”，以避耳目，暗中继续鼓吹革命。广益英算专修科在1908至1910年间，清廷学部检定其所报表册，认为办理合法，命令更名“广益中学堂”。
    广益中学堂于1912年改为广益中学，1926年改为湖南私立广益中学， 1951年11月首批由人民政府接管，改为湖南省立广益中学，1955年1月2日改为湖南师范学院（今师大）附属中学。从惟一至广益办学50年，培养了大批人才，革命烈士彭遂良、彭昭、柳直荀、李立三和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等都曾就读于此，原国务院总理朱鎔基从1941—1943年也在广益中学读初中整三年。其他成为学者专家的不少，如中国工程院院士黎鳌、黎介寿、黎磊石三兄弟、张履谦、朱之悌和将军杨迪、王厚卿等都是广益学生；尚有潘力生等不少海外知名人士。为国家民族作出了重大贡献。今日的湖南师大附中，已是享誉三湘、全国著名、具有国际影响的湖南省示范性普通高级中学。
 
注：1911年，毛泽东由贺岚冈老师介绍到湘乡驻省中学堂学习。1936年10月由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笔录、毛泽东口述、吴黎平现场口译的《毛泽东自传》一书中，毛泽东回顾了1911年进入湘乡驻省中学堂学习的情形。他说，“当时心情非常激动，一半是担心自己遭到拒绝不能入学，我几乎不敢指望自己真能成为这所了不起的学校的一名学生，使我惊讶的是我居然没有遇到困难就入学了。”
 
2014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