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2009国培计划——高中语文学科’北京大学培训者研修班”培训的专家讲座中，有专家说，课改应当远离功利，不要动辄高考，学生素质上去了，自然不怯高考（专家课堂答问时所言）。
说高考与课改并无必然矛盾可以，但不能说没有必然联系。
并且，门里人都知道，我们现在的高考语文成绩，常常是哈哈镜，语文高考成绩与学生的真实语文素养走样的多。记得早些年《光明日报》做了件莽撞事，语文高考当天，让记者分别请了华东师大、华中师大、华南师大三所师大的文学院副院长做高考题，结果是三个副院长看了个把小时试卷，都没有动笔。不能说师范大学的文学院院长语文素质不好吧，但都愣是不动笔做题。记得时任文化部部长的王蒙就老实不客气地说过，这样的语文试题让我考恐怕是及不了格的。如此，庶几可以说，高中语文教育，素质教育之外，对应高考的训练是必要的（避嫌，刻意绕开了“应试教育”的字眼），换句话说，课改不能不问高考，高考，是课改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温儒敏教授在讲座中说得客观，承认“高考仍是高中教学的指挥棒”，提出“课改与高考应当相生相克，共同改进”，并相信“课改肯定能一步步‘迫使’高考以及大学招生模式的改革”。
咱不谈“大学招生模式的改革”，想说的是，课改能否“迫使”高考的改革？是课改“迫使”考改好呢，还是考改推动课改好？
记得早几年有人描述先期进入课改的四个省份课改状况为：广东风风火火，海南隔岸观火，宁夏黑灯瞎火，山东后院起火。何谓“山东后院起火”，据闻，山东教科院雷厉风行搞了个新课程改革的指导意见，结果校长老师们哄然闹意见。湖南人学了乖，教科院不出新课程“指导性意见”，眼睛盯着考试院，说，你怎么考我怎么教；考试院不出“新高考”“考试说明”，说，你怎么教我怎么考。两年下来，湖南的课改大抵落了个“不温不火”，许多老师对课改便是个“若即若离”。
这“不温不火”“若即若离”的出现倒或许是“必然”的。——也或许是无奈而又最稳妥最具智慧的。
湖南对应首届进入新课程的2010年“考试说明”已经出来，我关注到，作为“平稳过渡”，这个“新高考”对新课程的直接对应，力道有限。这便大约也就是温教授所说的“相生相克”。
湖南的选修课程，由于硬件（比如跑班的教室）、软件（比如师资）以及命题制卷（如果选课太多，如何做到对各门选修课的关照以及保证各选考题难易程度的平衡）等等因素的制约，省厅两院达成契合，搞了个包办“选修”（好听一点说，叫“代选”——我综合各方面的因素为你代为选择；直白一点说，叫“第二必修”），在国家课程标准的五个选修系列中不偏不倚各选一门，曰：《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外国小说欣赏》《新闻阅读与写作》《文章写作与修改》《中国文化经典研读》。
那么，问题来了，你这几门选修课在高考中所占权重多少暂且不说，“现代文学类作品阅读欣赏”这一块在高考卷中的权重是大的，而这一块在整个高中语文课程体系中的体现是不够的，我不能不还给学生“代选”，“语言文字运用”这一块我也不能不“代选”，你的代选和我的代选，对于学生都是“必选”，课时从哪儿来，学生能否堪其重负？
实际上，诸如此类的“课程”屈从“高考”的方面还有很多，此不赘。
因此，我们说，考改是课改的重要制约因素，考改也是课改的有力推进元素，而不是“只管课改，勿问高考”，大约也并非虚妄。
如何让考改来推动高考呢？
程翔老师在讲座中曾有大声诘问“这样的试卷是语文试卷吗！这样的试卷能考出学生的语文素质吗！”怎样的试卷是真正姓“语文”的试卷呢？怎样的试卷能真正考出学生的语文素质呢？程翔老师没有描述，没给例证。看来确实重建比批判要困难得多，相信命题专家们正在作不懈地努力，这里不说这个。
还是山东，又率先下了猛药：周六周日补课者校长就地免职，高考成绩只给考生个人查看，让你无法搞高考成绩的各层各类的排队，等等。这些无疑是可以为新课程改革护航的，但愿能越走越好。
但是，还有问题。
我们不难看到语文被边缘化的情况：常有年级主任（组长）要求语文老师给这个那个学科让路；有的学校高三语文课时常常萎缩，语文课时只有数学的三分之二甚至更少，有的几等于物理这类课程的课时；经调查，学生课余时间用于语文学习的少之又少，有的学生课外根本不动语文；等等这般，并不鲜见。原因很简单，你语文高考拉不开距离，你语文评卷随意性太大，与其学生花时间刻苦努力，不如烧高香让考卷落到心软手松的阅卷老师手中。
在此一方面，从根本上改观这种状况其实也简单。
其一，保证语文这门最具基础性、工具性和普遍实用性课程的课时。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十分重视母语教学的，以高中课程设置为例：美国的英语、数学、社会、科学的学分要求一般（各州有所不同）比例为4:2:3:2；台湾的国文、数学、社会领域、自然领域的总课时比例为24:16:16:16；香港的中国语文、数学、社会、科学的课时安排为4:3:3:3。由以上数据我们不难看到，母语教学的地位都是相当突出，人家的数学往往只占语文的三分之二左右，“社会”（政史地之类）“科学”（理化生之类）都只与数学差不多，而我们呢，国家课程标准语文、数学、社会、科学的学分之比为10:10:17:21，而一般学校实际开课中，语文的比重还要小。这样的逆差，是不是说明了问题呢？只有国家课程标准重视了，学生才会重视。
其二，加大语文在高考科目中的权重。
现在的权重分配是：语文、数学、外语、综合的分值比例为1:1:1:2。在这一点上，江苏的新高考占了首功，他们的高考只有语数外（“社会”“科学”的学习状况在学业水平考试中体现，在高考总分中有一点体现），分值比例为160（文史类再加40）:160（理工类再加40）:120，有效地加大了语文的权重，那么，课时开设、重视度也必定有相应观照。
其三，切实保障高考阅卷的有效评价控制。
相信很多人都遇到过这样的窘境，某个学生语数外的高考成绩分别为110、118、121，谢师宴上，家长说：“犬子这次数学外语考得还不错，语文稍差一点，但已经是他的最好成绩了，感谢各位老师！”家长不知道，如果以标准分而言，或者说以孩子的各科成绩与省均分之比而言，语文是考得最好的。
又有这样的情况，某校这次高考（或者学业水平考试）语文人均分在本市（县）排第一，但以本校各科的优秀率看，语文是最低的。
还有这样的情况，校长在高考总结会上说：“我校本届高考学生人均总分在全市（县）第一，数学的贡献最大，与全市人均总分拉开12分的距离，语文贡献相对小一点，与全市人均总分只拉开3分的距离。
这些情况的出现，除开学科特点、考题命制等因素外，阅卷的评价控制是一个很大的因素。比如说，一个每届50万考生的大省，语文上120分的已然是凤毛麟角，上130分的是时有时无；作文，满分作文以万里挑一计，当也有50份吧，但常常就是两三份或三五份，50万考生80%的作文集中在38～42这个分数段，14分的鉴赏题，也是80%的集中在9～11这个分数段；常常还有或者大家都得分高或者大家都得分低的无效题；还有评卷时“两个坏人打死一个好人”（两个评分超过阈值打给第三个人看，取相近两个评分的均分，而有时恰恰这相近的两个评分是不准确的）的情况；等等吧。这样出来的成绩与考生的实际素质能不走样吗？
如果评卷时能根据学科特点，语文的评卷人数还增加一点（按目前的比例至少还要增加50%），以作文评价看，能保证一篇作文阅卷时间不少于5分钟（一、二评各2分钟，30%的三评卷，大约平均每篇还需要1分钟），保证成绩结果有区分度、分数呈正态分布（比如140分以上的能有万分之一，130分以上的能有千分之一，120分以上的能有百分之一；110分以上的有20%左右，不及格的也有20%左右）。这样的话，有效刺激学生学习语文的积极性是必然的，年级主任（组长、班主任）不再要求语文老师给别的科目让路也是必然的。
由此种种，我们说，新课程改革的纵深推进，高考是一个有力的杠杆。
2009.11.29于北大万柳公寓
（此篇文章获学校2009—2010学年度优秀论文一等奖）
（此篇文章获学校2009—2010学年度优秀论文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