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迪光同志，1921年4月9日生于湖南望城县。初中毕业后，曾在长沙市一家照相馆当学徒。后以优秀的成绩同时考取明德、长郡和岳云三所中学。因明德校长爱才，许以特等奖学金，遂入明德。高中二年级时考入中山大学化工系。1949年大学毕业后到衡山县三忠中学任教，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七月来长沙。解放初，受命接管长郡中学并任党支部书记、副校长；1952年调任湖南第一师范党支部书记、副校长；1956年8月调入湖南师院（今师大）附中任党支部书、副校长（无正职），先后两度主持工作12年。那些年，我在他的领导下先后当教师和中层干部，得到过他的很多培养和关心。他1991年5月10日病逝前的两三年在湘雅附二医院疗养，我去看望过多次，当他弥留之际，还同他握了最后一次手。50多年前的那段共事和21年前的那最后一次见面，至今仍历历在目，我没有也不会忘记他。
    他在附中主持工作的那十多年，“左”的影响大，1959年在“反右倾”运动中蒙冤受屈，曾安排去师院化学系工作。1962年落实政策平反回校主持行政工作，但“文革”一开始，又被揪斗、关“牛棚”和长达4年多的“靠边站”，剥夺了他履行职责的权利，而且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因此，他实际主持学校工作不过7年多，但仍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一、是抓人头，培养教师、干部队伍
    为了建设一支合格的教师队伍，李校长到校之后，根据教学工作需要，合理调整安排了包括刚刚併入的长沙市第十中学在内的原有教师。并采取了下列措施：首先趁师院调整下放教师之机，接收了一批原来从各地中学选调的老教师，如语文教师王鑑清、章春盈，物理教师李仲涵、刘盛昌，化学教师郭琴轩等。他们的业务知识扎实，教学经验丰富，李校长尊称他们为“工作母机”，后来都成了教学上的带头人，王鑑清和李仲涵还当了教研组长。
其次，每年从师院的毕业生中按照选留助教的标准吸收若干新生力量。他们有比较系统的文化科学知识，学过教育学，上进心强。李校长要求他们与老教师签订“师徒合同”，跟班系统听“师付”的课，请“师付”审阅、修改教案和指导进修等，首先熟悉所教学科的全部中学教材、学会基本的教学方法，他们很快地站稳了讲台。
    再次，对原有学历参差不齐的中青年教师，要求他们“教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或者听本学科老教师的课，从文化科学知识到教学方法都学；或者为他们创造条件到师院的有关系科免费听课，几年过去便达到了大专乃至本科的水平。
    第四，聘请师院富有中学教学经验的老教师如徐钰礼、黄世知等来校听课，分别指导数学和物理教学；又请来退休外语教师杨笔钧住校指导外语教学；对培养提高教师都起了立竿见影的作用。同时，要求全校的中老年教师，除了做好青年教师的“传帮带”以外，主要是学习教育理论，总结自己的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水平，形成自己的教学特色。数学教师黎赞唐，几十年来工作认真负责，教学经验丰富，热心培养青年教师，67岁光荣入党，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选为全国教育工会委员。李校长树他为先进典型，号召全校教师向他学习，一时，“学先进赶先进”的热潮兴起，教学研究的风气空前浓厚，教学积极性普遍提高。
    在培养年轻干部方面，主要是让他们在实际工作中锻炼成长，如先后提拔2人担任教导处副主任和2人担任团委书记等。在他来校不久，为了提高党支部的工作，就吸收刚入党的江文笔和我列席支部委员会，既让我们在会上发表意见，以利贯彻他的意图，又让我们在“见习”中得到培养。后来，这些同志都成为了学校的骨干力量。
    二是抓教学，培养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
    李校长熟悉中学教育规律，很重视常规教学。也多次探索教学改革的路子，如1958年曾按照上级的部署进行教育革命，停课劳动一个月，复课后仍每周安排三天半劳动，办工厂、农场等。接着转入教育思想自觉革命。当时师生的劳动热情很高，思想面貌发生了积极的变化，物质收获也颇丰，如全校一千多名寄宿生的肉食、蔬菜自给有余，省电影制片厂为学校摄制了题为《一个副食品自给自足的学校》新闻简报在全省放映。但劳动过多，少了琅琅的读书之声！1959年，中央针对教育革命中出现的问题，修订和颁布了《关于全日制学校教学、劳动和生活安排的意见》。李校长积极贯彻执行，提出“大兴读书之风”，纠正劳动和政治活动过多、忽视文化科学知识的偏向，学校又走上了正轨。
    李校长在常规教学方面，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第一，严格按照国家的教学计划开课。
    他认为国家的教学计划具有法规性质，只有按照它开设课程，才能保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他文理并重，既重视语数外和理化，也不忽视音乐、美术，还特别注重体育。他教育学生不偏科时，曾形象地说过：你们不要以为吃韭菜会长眉毛、吃大蒜就长鼻子，萝卜白菜都要吃，不能偏食，偏食就长不好身体；读书也一样，不要偏科！偏科就成不了材。所以，他坚持高中毕业考试后才按文、理、医农三类编班复习一个多月参加高考。而且在高三仍坚持“两课”（每周二节体育课）、“两操”（每天早操、课间操）和“两活动”（每周课外体育活动两次），保证班会和团的活动时间，反对一切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错误做法。
    第二，合理配备教师，狠抓“三基”。
    “三基”，指基础年级（初中一年级）、基础学科（语文、数学、外语）、基础知识和基本训练。他认为初中一年级是从小学向中学过渡的关键时刻，必须狠抓，要配备富有初中教学经验的教师任课。当时的数学教师王海云、黄浩苍、姚某某等，基础知识扎实，教学有方，耐心细致，长于教初中，教学效果很好，深受学生欢迎，便保持他们在初中教课，并要求他们培养接班人。
    他认为语、数、外三科，是学好各科的基础，也是继续深造培养各类人才必不可少的基础，必须保证打好这个基础。为此，在安排教师时，各年级的语、数、外都配备中老年骨干教师当备课组长，带头钻研教材、掌握重点难点、选择教学方法，进行把关。从而保证了教学质量的提高，也有利于培养提高教师。
    他认为基础知识和基本训练，相当于建造高楼大厦的基石和基本功，如果基石不牢固，基本功不熟练，就建造不出高质量的高楼大厦。他指出：学生如果在中小学阶段没有学好基础知识和练好基本功，就没有希望成为具有过硬本领的人才。因此，要求教师把所教学科的基础知识弄清楚，让学生一一过关；对各项基本训练严格要求，使学生熟练掌握。
    第三，深入教学、深入课堂，指导改进教学方法。
    李校长既熟谙理科，又通晓文史，上任伊始就深入各科教师办公室，看教师的教案，查他们批改的作业，发现问题当面指出，对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帮助很大，无形中也起了督促的作用。他每周都要听几节课，文理体育音美课都听，并及时向授课者提出中肯的意见，指导改进教学方法。又提倡教师写“教学后记”，自己总结经验教训，我当年教历史课就这样做过，很有好处。他不仅自己坚持听课，还规定管教学的其他校级和中层干部的听课任务，每学期开学初，发一本“听课笔记”并定期相互检查。从而，形成了学校以教学为中心的氛围，也促进了教学质量的提高。
    第四，合理安排教学时间，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上世纪五六七十年代，每个星期有6个工作日，每天安排6节（星期六只5节）文化课，第七节分别安排课外体育锻炼二次、文娱活动一次、课外小组活动一次、团队活动一次，周六下午第6节为班会，第七节全校大扫除。李校长很重视课外活动的开展，各项活动的时间和文化课的时间一样，必须保证，各人守住自己的阵地。课外活动的场地统一分配，一到课余整个学校生动活泼。航空模型、航海模型和射击等国防体育活动，不仅时间、场地、器材有保障，而且配有指导教师，参加的学生热情很高，在省、市比赛中稳操胜券，逐渐形成了学校的传统项目。
    教研组和备课组的活动都安排在白天，只有一个晚上的政治学习（党、团员间周一次组织生活），保证教师有5/6的时间进行教学、备课、批改作业和业务进修。
    当时，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组织纪律教育和结合政治运动的形势教育。1963年起持续开展了学习雷锋的活动。而劳动教育则贯彻始终，所以附中学生爱劳动、爱惜劳动成果和尊重劳动人民的精神很强。
    总之，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至“文化革命”前的附中，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合格的初高中毕业生。他们的文化科学知实扎实，思想上进，体魄健全，兴趣爱好得到了较好的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其中涌现了如中国科学院院士朱作言（59届高14班）、少将潘振强（58届高13班）和周良柱（64届初64、67届高59班）、香港爱国企业家蔡鸿能（58届高9班）以及国家有突出贡献的青年专家和国防科研等各类学者专家与国家运动健将等荣获国家级奖的四五十位知名校友。
三是抓“三风”，树立良好的学校形象
    “三风”即校风、教风和学风，附中的这“三风”一直受到社会上的赞誉，长期以来市内外的学生向往附中，学校地处岳麓山下、湘江畔，学习环境优雅和校风、教风、学风好是很具吸引力的。因此，李校长很重视“三风”的建设。
    首先是建立、健全学校管理制度，培养良好校风。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强调党对学校的领导，校长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工作，学校每年的大事，党支部有规划，学校行政每个学期有工作计划，每周召开一次行政会议，发扬民主，讨论各方面的工作，分头落实。学校有分管教学、总务和体育卫生工作的副校长，教导处也有分管教学、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体育卫生工作的副主任，各司其职。当时有两名副校长和教导主任、总务主任都是民主党派人士，他带头并要求党员干部尊重非党干部，支持他们开展工作。1962年他回校时，我已担任教导处副主任和党支部宣传委员，分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学校一贯重视班主任工作，每个学期排课，教导主任总是要我先安排全校的班主任，常常产生矛盾。如某语文教师教学能力和班主任工作能力都强，主任希望安排他教两个班的语文，我则已安排他当班主任，只能教一个班的语文了，难免发生争执，但主任往往让我。后来被李校长知道了，曾提醒我要尊重非党的主任，谦虚谨慎，对我触动很大。
    李校长认为干部的作风，直接影响校风、教风和学风。他带头并引导全体干部尊师重教、廉洁自律、互相尊重、勤奋工作、团结协作、谦虚谨慎，做好本职工作，为教学服务，为师生生活服务。
    其次，要求教师为人师表，培养良好教风。
李校长要求教师对学生全面负责，既要教书又要教人，不仅管课内也要管课外，处处为人师表；备课要备知识、备思想（寓教于学）、备教法、备作业（课外习题）；课堂上要留有学生思考、发问的时间，提倡“向45分钟要质量”；课外要及时辅导答疑（早晚自习要下班），争取“只只蚂蚁都爬上树”；作业要全批全改或当面批改，布置给学生做的习题要自己先做一遍等。要求教育学生各科作业都要规范，书写工整，卷面清洁，不合格的要发回重做。当时的初中数学教师王海云等，指导学生作习题，开头要写“解”，结尾要有“答”，演算过程要完整，＋－×÷＞＜＝（）等符号都要规范，上下横式的“=”号要对正。附中的初中毕业生参加市里的统考（统一命题制卷、统一阅卷、试卷密封），外校阅卷教师只要打开试卷本就知道哪本是附中考生的。可见严谨的教风养成了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
    针对当时某些教师中“文人相轻”的现象和十中併入之初彼此不熟悉等情况，李校长要求大家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了解，加强团结，齐心合力把学生教好。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教师之间的隔阂不断消除，感情不断加深。一些教师因照顾家庭关系，或因工作需要陆续调去了外地，仍保持与老同事的联系，有的在若干年后还回校参加校庆活动，说是“回娘家”为“母亲”祝寿。李校长离开学校多年后仍关心附中的发展和老教师的健康。1990年1月，附中85周年校庆时，他正住院治病，仍亲笔题写：“百年树木，唯楚有材，呕心沥血，继往开来”的贺词。
     再次是建立健全学校各项规章制度，培养优良学风。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附中是长沙市唯一一所寄宿条件完备的中学，又面向多个地区招生，80%的学生住宿，管理工作比较复杂。李校长指导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学习方面有课堂纪律、考试规则、升留级规定、奖惩制度以及早晚自习纪律等；生活方面有寝室纪律、食堂纪律、早操纪律、请假制度，等等，要求学生自觉遵守。加上教导处和团队的干部、生活辅导以及班主任的检查督促，学校秩序井然。年年评选三好学生、优秀团（队）员、先进集体和各类积极分子，学生“比学赶帮”成风。又实行团带队、高初中结兄弟班的制度，学兄、学姐带学弟、学妹。全校形成了思想上进，学习刻苦，体育锻炼自觉的优良学风。
    此外，李校长对教学条件的改善也十分重视。积极向省教育厅争取经费和向师院争取支援，1956年建成的办公楼内开设四间实验教室和图书室；利用1958年的劳动收入修建了长达1300多公尺的围墙，添置了一些教学设备和供学生借用的蚊帐与棉被；趁高等院校清产核资和省工农速成中学撤销的机会，通过教育厅调进了大批校具和教学仪器，充实教学设备。他对校园的绿化也很注重，曾带领生物教研组长殷老师指导总务部门进行规划，并亲自参加植树。还去岳麓山公园要回了一株雪松，植在教学楼与办公楼之间的花园中心，现已移植于琢园，仍枝繁叶茂。
    李校长在党支部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十分重视党和青年团的发展建设，注重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团员的带头作用，要求党、团员与教师交朋友，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影响周围的群众。又很重视发挥工会和民盟等民主党派组织的作用，支持、推动它们开展工作。工会有业务委员会、调解委员会和互助储金会，党团员作骨干，又吸收一些要求进步的积极分子，他们能力强、热情高，分别在教学业务领域和职业生活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对于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和解决职工生活中的后顾之忧，起了很了好的作用。民盟的成员都是教学业务强的教师，在教学工作中发挥了带头作用。
    他在附中主持工作期间，政治运动不断，他竭力排除“左”的干扰，克服重重困难，忍辱负重，认真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教育方针，建立了一支素质较高的教师和干部队伍，提高了教学质量，改善了办学条件，培养了良好的风气，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显著成绩。为1960年学校被评为“全国先进单位”和确定为省属重点中学创造了条件，也为后来的不断发展奠定了基础。
    他离开附中调入长沙市后，1971至1975年曾先后受命筹办湘江师范（原师资训练班）与重建市教师进修学院。1976年又受命筹建长沙基础大学并任副校长。并曾任市教育工会副主席和参与编纂《市志》和《辞源》等。1981年调长沙市一中，先后任校长、党委副书记、顾问。1989年离休，享受副厅级待遇。
    李迪光同志的事迹被收入《长沙教育志（1840-1990）》的“人物传略”，与徐特立、王季范、杨昌济、胡元倓、朱剑凡等同时列为长沙地区从1840年以来150年间77位教育界名人之一，又被收入1988年出版的《中国名人大辞典》。